太原市杏花岭怀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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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杏花岭怀旧

到年，杏花岭作为一个县级行政建制出现只有25年，作为一个乡街级行政建制出现已有68年。

年，太原市原北城区设立了18个街道办事处，“杏花岭街办”是其中之一。过了6年，杏花岭街办改称“杏花岭人民公社”，然后直到年，再次复称街道办事处。

然而杏花岭作为一处园林大观出现，历史已经超过年了。

无论是24年前的杏花岭区、60年前的杏花岭公社、66年前的杏花岭街办、还是年前的杏花岭园林，反正这是一个会让人与“灿若云霞”、“美酒盈觞”、“林表霁色”等诗意表达联系在一起的域名。

出生在南直隶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的第一代晋王朱棡，最早为汾河东岸这片地势起伏的土地植入绵绵江南诗意。其后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太喜爱、太珍视杏花岭这个名字了，使得这株年前就绽放的华美古杏，至今胭红芬芳。

但是美男子朱棡那会儿，现在的山西省会太原市杏花岭这片区域属于明朝太原府治下的阳曲县。

那时，阳曲县衙还坐落在今杏花岭辖区内的府西街中段。因此府西街在还未被拓宽改造成东西向通衢大道前有那么一小段，就被称为“县前街”。

清朝时绘制的明太原府城图，可以看出今杏花岭区在府城中的位置。

从地缘赓续这个角度论，杏花岭人认为自己是阳曲人也不算错。更何况，杏花岭人身为“阳曲人”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距今多年的北宋初年了。

阳曲县西汉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不过那时阳曲虽属太原郡管辖，但故地还在今忻州市的定襄县境内。多年的古县以“阳曲”为名，是因为滹沱河在这里拐了一个优美的大弯，地处滹沱河“曲水之阳”。

西汉阳曲县，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朝廷废除了。东汉末年，曹操政治集团摆平了北方乱七八糟的军阀势力后，天下升平，曹操决定在今天的太原市尖草坪区阳曲镇一带重建新的阳曲县。

是曹操让阳曲与太原府城的联系变得紧密起来。

晋、隋、唐三朝，阳曲一会儿改为“阳直”，一会儿改为“汾阳”，一会儿又改回老名字“阳曲”，治所县衙也从阳曲镇搬到木井城（今阳曲县东黄水故县村）。名字来回变，地方不断搬，一会儿拆一会儿合，倒腾来倒腾去，把方志专家们都整晕了。

这时候的阳曲，与杏花岭人在地域血缘上还没有任何关联。两者产生历史交集，要等到公元年才会出现。

那年，脾气暴躁的宋太宗赵光义把晋阳古城焚毁后，紧接着实施了一个看人下菜碟的移民政策：他把城里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迁往帝都东京（今河南开封），没钱的穷老百姓都赶到邻近的榆次。

没了晋阳城，从太原府降为并州的官衙也搬到榆次办公去了。

但过了没多久，在今北京地面让契丹人狠狠扁了一顿的赵光义就感觉不对了。他坐在一辆驴车上逃命的时候开始悔恨，奶奶个龟孙，晋阳城一毁，北边重镇没了，中原门户北向洞开，一直窥看中原的草原铁骑这时可以策马长驱、直捣东京。

大梦方醒的赵光义，于是让驻守太原并代理行政职务的大将潘美赶紧新建一座太原城，亡羊补牢。

至于潘美将军规划、开工、并在他手里大部竣工的太原新府城为什么要在汾河东岸选址，除了一般老百姓搞不懂的深层政治军事因素，从单纯城建施工来说，为应对十万火急的防务压力，用最短时间、最少资源建起一座以镇戍为主要功能的城池，是一个含糊不得的刚性指标。

这么说来，最大限度地利用汾河东岸现有村寨坞堡、军事营垒、房屋宅邸、旧构城垣等现成设施修筑新城，是最经济、最现实、最聪明的选择。换一个角度说，太原军政长官潘美大人绝不会挑选一块荒无人烟的地方，白手起家新建太原城。

那么，潘美带着一伙人勘察地形时，汾河东岸都存在那些可以借助的旧有建构呢？

根据史籍记载，主要有：

1、唐明监。“唐明监”说法来自《宋史·地理志·河东路》，原文如下：“太原府、太原郡，河东节度。太平兴国四年平刘继元，降为紧州，军事。毁其城，移治于榆次县。又废太原县，以平定、乐平二县属平定军，交城属大通监。七年，移治唐明监。”

白话意思是：太原府或者太原郡，军事统辖归河东节度。太平兴国四年打败北汉刘继元后，太原府的规格降为主要承担军事卫戍功能的“紧州”。毁掉晋阳城，治所迁移到榆次县，同时废掉太原县，把原来归太原府管辖的平定、乐平（今昔阳县）二县划归平定军管辖（军，是当时的行政建制），交城划归到大通监管辖（监，是主要承担矿冶监管等职责的行政建制）。太平兴国七年，太原府治所从榆次迁回到唐明监。

2、故军。唐明镇。晋文公大庙。大学者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提到了这3个地方。原文是：城在旧城西北三十里，亦形胜之地，本名故军，又尝为唐明镇。有晋文公庙，甚盛。

白话意思是：潘美主持修建的河东太原府城，位于被毁掉的河西晋阳旧城西北30里处。也是一块地理形势十分有利的地方，本来叫“故军”，又称为“唐明镇”。有一座晋文公大庙，香火很盛。

3、唐明村。“唐明村”说法来自大诗人元好问，他在《过晋阳古城书事》诗中说：府治移著唐明村。

白话意思是：太原府治所从榆次迁回到唐明村。

这表明，潘美将军动工开建河东太原城那时候，汾河东岸今杏花岭区域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开发建设，至少存有唐明监、故军、唐明镇、唐明村、晋文公大庙等一批旧有建构。虽然这个区域的城建规模远不能与赵光义毁掉的“太原三城”相提并论，但其物质基础和各种城建资源，已经可以支撑潘美将军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新城修建任务。

河东太原城建好后，阳曲县衙门就从今东黄水一带搬到太原城来了。但是因为潘美修筑的北宋太原府城实在不够宽敞，军政机关又多，阳曲县衙门一时还无法在城内落脚，而只能暂处西门之外。

但无论如何，就在这个时间段，阳曲县成了太原府的“附郭”。

什么是“附郭”？古代官场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三生不幸，知县附郭；

三生作恶，附郭省城；

恶贯满盈，附郭京城。

意思是当“附郭”的官，不仅一点儿不气粗，而且运气简直太糟糕了。

附郭，就是古代那些没有独立县城而将县治城郭附设于京城、府城、州城的县。这样的县，管辖范围不大，治理的基本就是京城、府城、州城和近郊一小片地方。由于县官处在天子、知府、知州脚下，难办事、办事难，权力不大、事情很多，油水不多、麻烦不少，因此在“附郭”县担任县太爷的纷纷哀叹倒了血霉。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们不管那么多。说半天只为说清楚一点：这个时候，唐明监、故军、唐明镇、唐明村、晋文公大庙等就都属于阳曲县管辖了。而唐明镇，在今杏花岭区西羊市一带，晋文公大庙，则被认为是今杏花岭区辖内督军府旧址的前身，陆游说过，并州治所从榆次搬回来后，“徙晋文公庙，以庙之故址为州治。”

阳曲县既然是河东太原城的“附郭”，因此杏花岭人从这个时候称阳曲人没有任何不合适的。

在河东太原府把阳曲县作为附郭之前，在这里居住生活的人当然不会是无籍“野人”。唐时就在太原的汾河东岸设立了太原县，那时太原县城位置在今太原市小店区域内，虽然与在河西的太原老府城隔河相望，与更靠北一些的唐明镇有一段距离，但生活在唐明镇片区的百姓，应该也是太原县臣民。

探讨这个问题对杏花岭区来说十分重要。因为这不仅可以追溯杏花岭人最早的地缘关系，回答“我”从何处来，寻回我们的来时之路；也因而让77万杏花岭人知道，我们家园杏花岭区的城建史，至少可以明明白白上探到唐明镇时期。

那很有必要说一说唐明镇。

比陆游更早提到“唐明镇”的，是北宋初年古籍《太平寰宇记》：大通监管东、西二冶，西山冶取狐突山铁矿烹炼。太平兴国七年移往唐明镇，金废。

唐明镇的“镇”，不是城镇的“镇”，是边防军队建制，而不是行政建制。这个“镇”，特指军镇，是镇戍、镇压之镇。

为什么叫“唐明镇”呢？

唐明，毫无疑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时间概念。这表明，在唐玄宗时代，这里就已经是大唐一个相当重要的军镇了，就是陆游所说的“故军”。

作出这样斩钉截铁的判断，是因为唐玄宗的谥号是“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加上白居易在妇孺皆知的《长恨歌》里用“汉皇”借指唐玄宗，因此自晚唐开始，民间就把唐玄宗称为“唐孝明皇帝”或者干脆“唐明皇”了。

稍微补充一下，唐前，皇帝全称为“帝”，比如汉武帝、隋炀帝；至唐，由于皇帝去世后有了庙号，就改称“宗”，如唐太宗、唐高宗。

唐玄宗是唐代皇帝序列中唯一有“唐明皇”称谓的皇帝。

一唯一，就非常容易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物，被后世当成讲述历史的抓手。

唐玄宗是把李家王朝推上鼎盛阶段的那一个，自然是大唐光辉形象的不二代言人。由于五代时期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在太原建立的沙陀王朝也以“唐”之名存在了14年，后世为了把李家“大唐”与沙陀“后唐”加以区分，用“唐明”标注一些事情，应该是符合逻辑的。

那时候太原人叫“唐明镇”，如果不是官方正式的命名，就无非是特别点明这片地方是“大唐”时期的军镇、而不是“后唐”沙陀父子的遗迹罢了。

汾河东岸的隋唐“故军”和以后的唐明镇，是太原府驻军的核心区域。要问营盘为什么扎在河东而不在河西，道理也很简单。

第一，公元年张嘉贞担任并州长史时，太原驻有正规军人。几万人的军队每天骑马操练、拉弓射箭，当然不会与老百姓混杂驻扎在河西晋阳城内或者附近区域。

第二，军队驻扎在地势高平开阔的汾河东岸，距石岭关险要比较近便，兵马粮草不需要费时费力从河西渡河运送，兵出井陉关十分迅捷便利。

驻扎数万军队，除了要修筑守卫指挥机关的坚固城堡，也要修建供士兵住宿的军营和演武的校场；将士们余暇还需要逛街购物、喝酒娱乐，甚至进寺庙获得精神抚慰。

那么，为军队和士兵提供各种军事、生活服务的工商百态，就自然兴起并聚集在唐明镇四周。

于是，数量众多的老百姓聚集成“村”。中国村庄一般以姓氏为名，比如高家堡、陈家庄；或地理为名，比如西柳林村、东涧河村；或以比村更早出现的建构为名，比如白龙庙村、横渠村，唐明镇附近的这个村依军镇取名，就叫“唐明村”。这是指向性最明确、文化认同最高的村名。

唐明村的村民，是有据可查的今太原市杏花岭区的第一批纳入户籍管理的原住民。他们把杏花岭区的城建史提前到多年前。

但这个话题仍然不可以就此打住并画上句号。太原作为古中国的“四战之地”，一直都是极其重要的屯兵之处，太原汾河东岸的屯兵史似乎可能上探到汉。

证据是位于今杏花岭区辖内西缉虎营街的普光寺。普光寺有“普光第一地”之誉，据载始建于东汉建安年间。需要特别点明的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佛教刚刚由天竺逶迤传入中土，庙宇势必会修建在有人居住的地方以利传播，而不是像后世那样远避深山老林与松风泉声为伴。

另一个情况是，宗教总是与军事携手而来。比如有资料和研究显示，唐朝军队中的《金刚经》信仰非常普遍，后世军事校场也大都建有寺庙。这是因为，出生入死的军人比平常百姓更需要宗教的抚慰。

根据这两点可以说，在东汉时期，今杏花岭区普光寺缉虎营一带就有一定数量的百姓定居或者军队驻扎。尤其是那些黎民百姓，他们在汾河畔筑起村落，放牧牛羊或躬耕陇亩，西面汾河可捕鱼虾，东面东山可樵柴薪，在这个很有可能就叫“普光寺村”居住的村民，为今天的杏花岭区点燃了年前的历史炊烟，从而让我们脚下的土地变得更加底蕴厚重！

作者：王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