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明州的罗城具体在哪儿人民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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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宁波市城市展览馆。“罗城，外大城也。子城，内小城也”（《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历史上，罗城有专有名词——“郭”或“廓”，所以罗城也叫罗郭，如宝庆志有“虽有子城而无罗郭”云。《宁波市志（）》认为，唐明州子城（地处今鼓楼商圈）建于长庆元年（），而罗城则建于昭宗乾宁五年（）。断定罗城建于该年，是因为在东门口罗城考古中出土了一块铭有“乾宁五年”的砖头（林士民著《再现昔日的文明：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这块砖头是否出于唐文化层，迄今不详，证据效力似嫌薄弱。但无论如何，明州“子城早于罗城”，如同“鼓楼是子城南门”一样，已是由来已久的定论。罗城建于唐末黄晟领明州时期的结论，其实在宋代时就曾引起过人们的疑惑。因为大名鼎鼎的《资治通鉴》在唐大中十三年（）条目中就了“明州城门昼闭”的记载（卷二百四十九）。这个城门是指子城门还是罗城门？更大的挑战，则来自日本遣唐使的记载。日本第18次遣唐使与同行僧人最澄的记载表明，公元年，他们的笔下就有了“明州郭下”“大唐明州鄮县廊（廓）里”的记录。这些都是当年亲历者的记忆，史料的证据效力很高，它不但可以证明唐长庆元年（）“移城”前的明州州治不在“小溪”，而且对宁波地方史研究上“公认”的明州罗城问世于唐末的结论，也给出了有力的质疑。宁波大学李广志教授长期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史，以深厚的学术功力发掘了许多之前未被注意的史料，还极大地拓展了宁波地方史研究视野，令人感佩不己。其于年发表的《日本遣唐使宁波航线考论》（载《南开日本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年12月版）和最近发表的《东亚视域下的明州开元寺与日本文化交流》（载年1月《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34卷第1期），将是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乃至宁波地方名的必读论文。本文是作者个人学习的理解体会。图片来源：宁波市城市展览馆。一从南宋二志说起1.南宋乾道《四明图经》认为罗城在晋末就已经有了。城池。明之罗城，旧云闽粤无诸所筑；夏侯曾先谓，刘牢之筑以塞三江之口。西城外有城基，上生竹筱，俗曰“筱墙”，即故基也。今罗城周回二千五百二十七丈，计一十八里。西与南则环以水，东与北则绕以江。晋末孙恩海寇也，其犯会稽则由上虞以入，不由乎明州者，亦以此城据三江之险云。（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卷一）注解无诸无诸，闽越王，姓驺氏，越王勾践后裔，活跃于秦汉之际，西汉初诸侯国闽越国国君。不由乎明州不确。孙恩曾试图三次进犯会稽，第一次由上虞三江口入，第二次由浃口（今宁波三江口）进姚江入（城山渡的句章县就是这次被袭破），第三次又由浃口入，但因姚江春汛，水路不得行，乃从陆路，但受阻于刘裕的筱墙。准确地说，孙恩第三次西进不得，是因为“筱墙据官路之险”。如果不是春汛，即使那时有“据三江之险”的城墙，孙恩也可从水路西进余姚、上虞。2.宝庆《四明志》则认为是黄晟所筑，只是不确定在他治明州时的哪一年。城郭。罗城，周回二千五百二十七丈，计一十八里。奉化江自南来限其东，慈溪江自西来限其北，西与南皆它山之水环之。唐末刺史黄晟所筑。晟，鄞县人。僖宗末，结群豪保护乡井。昭宗初，董昌表为刺史。终于梁开平三年（）。墓碑云：此郡先无罗郭，民若野居。晟筑金汤，壮其海峤，绝外寇窥觎之患，保一州生聚之安。按：《会要》及《移城记》，长庆元年（）移州治于鄮县治，而于旧州城近南高处置县。且撤旧城、城新城，则今之子城是也。又按：《通鉴》，大中十三年（），贼仇甫攻陷象山，明州城门昼闭。咸通元年（），甫分兵掠明州。州民相与谋曰：贼若入城，妻、子皆为葅醢，况货财能保之乎？乃相率出财，募勇士，治器械，树栅，浚沟，断桥，为固守之备。然则虽有子城而无罗郭备御，所以难也。钱氏据有吴越，明为属郡，后且以子弟镇之，城郭增壮自此始矣。旧经云闽粤无诸所筑；夏侯曾先谓刘牢之筑以塞三江之口。西城外有城基，上生竹筱，俗曰“筱墙”，即故基也。晋末海寇孙恩犯会稽，则由上虞以入，不由乎明州者，亦以此城实据三江之险云。按：汉，鄞、鄮属会稽郡，不属闽粤国，安得为无诸所筑？筱墙为刘牢之所筑，故基则非今罗城也。孙恩乃自海岛舟行破上虞，宁畏此城之险？袁晁能陷明州，岂孙恩不能破乎？况晋末此亦未有县治也。故不敢以旧经为据。（以上，南宋宝庆《四明志》卷第三）注解晟，鄞县人准确地说，应称“鄮县人”，因为古鄞县在隋开皇九年（）后即被裁撤，直到吴越天宝二年（即梁开平三平，）才因钱镠王将鄮县改名，方有鄞县。昭宗初指唐昭宗景福元年（）明州刺史钟季文卒，众拥黄晟代之摄明州。民若野居晚清烟屿楼本和清光绪《鄞县志》作“民苦野居”；南宋咸淳增刻本，“苦”实为“若”。会要及移城记“会要”指宋王溥（-）辑《唐会要》，“移城记”指唐韩杼材撰于长庆二年（）的《移州城记》。通鉴即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仇甫两唐书均作仇甫，《资治通鉴》作裘甫，后多沿袭之。葅醢zūhǎi。古代的一种酷刑。旧经指宝庆志之前的本地方志，亦主要指南宋乾道《四明图经》。由宝庆志的上述记载可知，虽说咸通元年（）州民有过“树栅，浚沟”的城防工事建设，但宝庆志的编纂者并不认为它就是罗城。而元延祐《四明志》却据此认为唐长庆元年所移的是罗城（卷八）。明黄润玉的《宁波府简要志》则认为大中十三年的“城门”，就是指子城门。不过，也有不少方志，或不置可否（清光绪《鄞县志》卷三），或干脆避而不谈（如明嘉靖《宁波府志》卷九、民国《鄞县通志·舆地志》第八册）。《宁波市志（）》在记述裘甫起义的大中十三年（）史事时，却括注了三个字“木栅城”：明州城门（木栅城）昼闭。细品之下可知，“市志”并不认为“城门”是子城门，而是认为它指的是罗城门，尽管这个罗城门还不是通常的土木结构；或者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市志”认为在黄晟之前的公元年，明州已经有了“木栅式的罗城”了。但问题是，宝庆志说的“树栅，浚沟”，明明发生在年啊，年又怎么会有“木栅城”？难不成市志认为木栅城在年前就已经存在？既然宝庆志说大中末年—咸通初年之际“有子城而无罗郭”，那么我们只能将“明州城门昼闭”的“城”理解为子城，而“树栅，浚沟”，只能理解为一般的城防工事，而不是罗城的兴筑。但现在，日本方面的史料，让这一疑问重新挂上了我们的心头。二唐贞元末年日本遣唐使的记载唐贞元二十年（），日本第18次遣唐使舶4艘，日僧空海、最澄等同行。其中副使石川道益、判官菅原清公、僧人最澄所乘1艘27人七月抵明州；正使藤原葛野、录事山田大庭、僧人空海所乘的另1艘被吹到福建洋面，后辗转到了长安。另两艘遭受海难。最澄到明州后，于九月一日与石川、菅原他们分开，他向明州刺史郑审则申请到天台国清寺参学获准，于同月中旬启程求法巡礼。次年（）正月，唐德宗驾崩，朝政纷繁，唐廷劝遣唐使返。四月三日，石川、菅原一行回“到明州郭下，于寺里安置”。这句话来自《日本后纪》卷十二[1]。二月十日，監使-高品-宋-惟澄，領答信物來，兼賜使人告身，宣敕云：『卿等銜本國王命，遠來朝貢，遭國家喪事，須緩緩將息歸鄉。緣卿等頻奏早歸，因茲賜纏頭物，兼設宴。宜知之，卻迴本鄉，傳此國喪。擬欲相見，緣此重喪。不得宜之，好去好去。』者。事畢首途，敕，令內使-王-國文監送。至明州發遣。三月廿九日，到越州永寧驛。越州即觀察府也。監使-王-國文，於驛館喚臣等，附敕書函，便還上都。越州更差使監送。至管內明州發遣。四月一日，先是去年十一月，為迴船明州，留錄事-山田-大庭等，從去二月五日發福州。海行五十六日，此日到來。三日，到明州郭下，於寺裏安置。五月十八日，於州下鄮縣，兩船解纜。注解二月十日德宗崩于正月二十三，顺宗二十六日继位，但在他于当年八月退位为太上皇后才改贞元二十一年为永贞元年，属于“追认”性质，唐史上的“永贞革新”，就在顺宗在位八个月的事（参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六）。但实际上，顺宗在位时永贞年号没有正式使用；该年号只在宪宗即位初四个月里使用。次年（）即改元“元和”。所以，这“二月十日”的年号还是贞元二十一年（）。这正是《日本后纪》中说“贞元廿一年，当延历廿四年”的原因。首途意为上路，启程，出发。越州文中之“越州”有两个意思。一指与明州同级的越州，州治在今绍兴；一是代指治设越州的浙江东道。该道未设节度使，最高长官为“观察处置使”，文中说“越州即观察府也”，就是这个道理。浙东道在唐贞元三年（）后领有越、衢、婺、温、台、明、处七州。永宁驿，或指温州历史上的古县永宁废后成驿，或指台州黄岩县（唐时曾名永宁），故“越州永宁驿”当为浙东道永宁驿，因为越州城周边并没有“永宁驿”。王国文监送的石川、菅原一行，走的是浙东运河，而山田大庭是从福州到明州，走的是海路，所以怀疑“永宁驿”原指山田一行“海行五十六日”中的一个站点。山田一行于四月一日到明州，而温州距宁波海路约公里，台州距宁波公里，以传统海船航速4节（参见水银著《天下开港：宁波港人文地理史述考》）、昼夜航行约公里计，无论温州或台州，都需一天以上，故“三月廿九日”的行程并不是指山田一行，而是石川、菅原的。石川、菅原三月廿九日从绍兴出发，顺姚江而下，四月三日到“明州郭下”，这个内河航速是合理的。由此推断“永宁驿”缀于“越州”之后，是行文错乱之故。“越州更差使监送，至管內明州发遣”，此处的“越州”当指浙东道，因为明州属浙东道“管内”，但不属越州。四月一日……此日到来这段文字叙述的是山田率去年漂到福建洋面的使船到明州与石川会合的行程。“永宁驿”原应属此行程中的情节。三日，到明州郭下这是指王国文监送的石川、菅原一行。他们于三月廿九日到越州后，王国文与浙东道官员作了交接。该年三月大，他们用了4天（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三日，即公元年5月2日至5日）到明州。此前的唐龙朔元年，日本第4次遣唐使从越州到甬江口用了7天（到宁波三江口可估计为6天。北宋熙宁年间，日本成寻和尚从杭州到明州，其中从绍兴发船“明州北门前”用了5天（参见《浙东运河史》上卷）；明代嘉靖年间，日本策彦周良从上虞到宁波也用了4天（参见夏应元等著《策彦周良入明史迹考察记及研究》）。绍兴距宁波三江口水路约公里，上虞到宁波约公里。这样看来，石川、菅原一行在浙东运河上的航速是最快的。于寺里安置李广志教授认为寺指明州开元寺（转引自李广志《东亚视域下的明州开元寺与日本文化交流》）。开元寺遗址在今海曙城区五台巷一带。解缆意同放洋，即离开大陆作海上航行。最澄的记载则是“遂解藤缆于望海，上布帆于西风”（转引自李广志《日本遣唐使宁波航线考论》）。可见这里的“州下鄮县”，实指地属鄮县的甬江口望海镇。从石川、菅原一行以最快速度由越州到明州郭下这一史实来看，在明州筑子城之前的公元年，“明州郭下”是不可能处于我们现在通常所认为的“小溪”的，否则他们的行程起码还得加一天。三最澄的记载搭乘第18次遣唐使船的日僧最澄，其行程是独立的。他在天台求法八个月后，于贞元二十一年五月初回到了明州。最澄自越州返回明州后，贞元二十一年（）五月五日，受教于明州鄮县檀那行者江秘，从他那里受得“普集坛”及“如意轮坛”。最澄在其著作《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中载有“大唐明州檀那行者江秘”，其文曰：“大唐贞元二十一年五月五日。大唐国明州檀那行者江秘。留传此普集坛并如意轮坛等。往日本国讫。付法行者。大唐明州鄮县廊里江第十二郎。”另，最澄还记录了在开元寺的活动情况，题为“大唐开元寺灵光和上”，该项载：“大唐贞元二十一年五月五日。明州开元寺西厢法华院灵光和上。传授军荼利菩萨坛法并契像等。”[注]可见，最澄与开元寺有着不解之缘。檀那，意为“施主”，此处或可解为“居士”。又，“大唐明州鄮县廊里江第十二郎”，实为最澄记录的江秘自署。我在读到李教授的《日本遣唐使宁波航线考论》时，就怀疑“鄮县廊里”应为“鄮县廓里”之误。经求教李教授，认为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年印行的《伝教大师全集：第1巻》转录错误，一是原本如此；但即使原本如此，也有可能这种转录错误在最澄回国不久就发生了。总之，考虑到《日本后纪》有“明州郭下”的记载，则“鄮县廓里”是原真的江秘自署，就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五月五日那一天，最澄拜访了两个地方的两个人，一是鄮县廓里的江秘（江十二郎），一是开元寺的灵光和尚。可见“廓里”与开元寺相距最远不会超过半天的路程。明州开元寺的遗址在今五台巷，那么“鄮县廓里”在哪儿呢？宝庆志说“开元寺，鄞县南二里。唐开元二十八年（）建，以纪年名”（卷第十一）。这是宋代时的说法。以唐代的口吻说，应是“开元寺，鄮县南”。那么，唐代时寺址与县治的距离是否还是“二里”呢？宝庆志说：“开元二十六年（）即鄮县置明州，鄮为附郭县”（卷第一），这意思是说鄮县治在初设明州时就在大城（即罗城）内，这正是“附郭”的本义。又在卷第十二（鄞县志）说：“城郭。旧经云县在府子城之东二百八十步，城周回四百四十步。其实非有城郭，特县治之基周回若此尔”，而这个“府子城之东二百八十步”，正相当于今中山西路与开明街交汇处的北侧，如该志说：“开明坊。鄞县前”（卷第三），“开明桥，一曰通明。鄞县前”（卷第四），该志的《鄞县县治图》（卷第十二）也是这么画的。那么，这处鄮县的“县治之基”，是在什么时候建的呢？拙作《宁波唐宋水利史研究》认为，在大鄮县析为鄮县、慈溪、奉化和翁山四县又置明州统领之的开元廿六年，明州官署用了大鄮县的官署，而新鄮县就在今开明街处新建了县署。在网络地图上丈量，唐鄮县署与开元寺遗址相距约1.05公里，合2唐里弱。所以，这么看来，开元寺与“鄮县廓里”的距离，不会超过2里。很大的可能是开元寺也在“鄮县廓里”。综上可知，“明州郭下”之“郭”与“鄮县廓里”之“廓”，不仅意思同一（即外城、大城、罗城、罗郭），而且区位同一，都在三江高地。《日本后纪》与《传教大师全集》作为两个既有关联又相互独立的这条系年史料，证明唐代明州在长庆元年（）的16年前便已经有了罗城！比似有若无的“明州城门昼闭”之“（罗）城”，早了54年，更比目前所公认的罗城出世的乾宁五年（），早了93年！四唐明州罗城有两个版本拙作《宁波唐宋水利史研究》认为，设明州之前的古句章县治，不在小溪，而在中山西路与文化路交汇处的原接官亭附近，并为后来的鄞州、大鄮县和开元廿六年新设的明州署所沿用；大历六年（）因海隅小寇之乱，接官亭址的明州治被破坏，裴儆将州治东迁一里，址在今布政巷附近。接官亭址与布政巷址，均在现知老城（罗城）之外，因此，公元年就已经存在的“明州郭”或“明州鄮县廓”，其范围就应该大过乾宁五年的黄晟筑的罗城。这，是唐明州罗城的“第一版”。“第一版”唐明州罗城推想图。底图来自浙江天地图，审图号浙S（）11号。白色◆，左为原句章县署，右为-年间的明州署。红框为年新筑的州城，红◆为鄮县署。如上图所示：公元年便存在的“明州郭”“明州鄮县廓”，就是唐明州罗城第一版，它大多以水为防（蓝线），真正土木构筑的城防工事，只筑在不临水的陆地部分（黄粗线）。也就是说，最初的罗城，是城防加沟防所串联而成的防御工事，其中城门，就在原句章县署以西的官路上（红实线）。正因为第一版的明州罗城是“城防加沟防”，所以，公元年的“明州城门昼闭”与年的“树栅、浚沟”，就很好理解了。清烟屿楼本宝庆志和清光绪《鄞县志》，在说到黄晟筑罗城前，用了“民苦野居”四个字。但南宋咸淳增刻本的宝庆志上，却分明是“民若野居”。前者意味着子城之外毫无城防工事，而后者则说明，沟防与城防串联起来的防御工事，仍不能让州民有足够的安全感。这一字之改，完全抹去了公元年前“明州郭”“明州鄮县廓”的存在。黄晟兴筑的第二版罗城，是城防与沟防并联的防御工事，每一线都有两道防御壁垒，外为沟（江或河）、里为城；其中城防工事（城墙）形成了一个闭环。另外，考虑到明州署于长庆二年迁入子城后，西边凸出的那块区域里再无州县官署，所以这一块就被第二版罗城划出防区。这样，第二版罗城就成为延续0年的范本了。“第二版”唐明州罗城图，底图来源同上。如果我们有了唐明州罗城历史上曾有两个版本的观念后，对长庆元年的明州“撤旧城，城新城”就不难理解了：旧城就是西门外凸出的那一块，长庆元年前，那里曾经设过故句章县、大句章县、鄞州、大鄮县和明州（接官亭址），时间长达三个半世纪（-），大历六年（）后，明州官署曾东迁一里，但仍在这一区域，持续时间50年（-）。参见拙作《宁波唐宋水利史研究》。五罗城长一十八里？第二版罗城，一直沿用到民国拆城墙为止。自南宋二志起，历代方志始终说它长十八里。据对上世纪六十年代卫星地图丈量，宁波城墙遗迹（环城马路）长约米（见上图）。既然南宋二志说它长（周回）为丈，则可折算得1丈约合3.米，而这，恰是唐代的尺度（1唐尺合今0.米，1唐丈合今3.06米。见丘光明等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1年版）。故可以推断，这个丈来自唐末或五代。1里等于丈，如此算来，丈，仅14.04里，远不到18里。以南宋时本地流行的“浙尺”丈量，也仅15.56里（1浙尺合今0.米，浙尺制下的1里合今.82米，米合浙尺制下15.56里），所以，南宋二志的“一十八里”，错得离谱。到了明代之后，城墙虽屡有修葺，以丈计量的城墙长度亦时有不同（如，明嘉靖府志计为丈，实合明代尺制下的12.3里），但这个“三眼”始终没有“敲直”的18里，“误差”高达三分之一，却一直流传至今，也实在令人诧异。其实，这个“一十八里”是第一版罗城的长度。在卫星地图上丈量，城防与沟防串联的第一版罗城的长度约为10公里，合唐代尺制下的里程为18.17，恰为“一十八里”！“第一版”唐明州罗城的长度约为10.01公里，底图来源同上。日本方面的史料表明，唐明州罗城的历史至少比鼓楼的唐明州子城的历史要长16年，达年！而西门外在长庆元年明州移城之前有古城的历史，实际上是不可否定的。编辑：张颖